慕尼黑综合文化中心Gasteig的爱乐厅（Philharmonie）。
突然间，交响音乐厅成了热门话题。欧洲三大城市在刚刚过去的冬天里讨论得热火朝天。
巴黎在《查理周刊》遇袭后的愁云惨雾中，为城北的爱乐大厅揭幕，该厅造价高达三亿九千万欧元，超预算三倍，且地理位置不佳。没过多久，慕尼黑反悔了造一座新音乐厅的许诺，改为用两亿欧元翻新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丑陋的嘉斯台爱乐大厅。于是德国小提琴家安妮-索菲·穆特发话了：“政客不能信。”
在伦敦，西蒙·拉特尔同意接任伦敦交响乐团音乐总监的条件是，必须造一座新厅；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已经授权了可行性研究。华沙为修一座新厅开了绿灯，悉尼则扑灭了一次计划的火苗。所有这些决定，从最根本上都有缺陷，因为它们基于政治直觉而非文化分析。
看来一堂音乐厅的简史课颇有必要。在二战前，造一座新音乐厅不是什么大事。画一个鞋盒形状，塞进1800个座位，加上木镶板，音效差不了。但后来，有了巴黎的普莱耶尔厅和伦敦的阿尔伯特厅那种偏圆形或是钢琴波浪造型，宏伟效果抵消了部分音响清晰度。但很少有人抱怨“糟糕的”音乐厅。
二战将伦敦、柏林、莱比锡、慕尼黑、汉堡和华沙的大音乐厅毁得精光。战后除了柏林有卡拉扬严密监控汉斯·夏隆的“爬升的葡萄园”设计，未导致大谬之外，二十世纪中期大部分音乐厅修建都存在严重的误判。使用合成材料、对音效凭空猜测、追求更多的座位，导致了一场又一场的灾难。1969年在纽约开幕的爱丽丝·杜利厅哪方面都比不上1891年建造的卡内基大厅。1971年华盛顿落成的肯尼迪中心音效闷得叫人发慌。1982年多伦多的罗伊·汤姆森音乐厅测试舞台效果时，坐在我旁边的音响工程师沮丧地大哭了起来。
建于1891年的卡内基音乐厅。
直到1990年代才有人开始重视音响问题，拉特尔委托圈内人称“听觉卫士”的音响工程师罗素·约翰逊（Russell Johnson）为伯明翰建造一座新厅，要让伦敦无地自容。瑞士的琉森也不甘落后，请约翰逊为琉森音乐节建造多功能音乐厅以打败萨尔茨堡。音响师从最佳配角一跃成了联合主演。在洛杉矶，音响大师丰田泰久与建筑大师弗兰克·盖里分享了建造迪士尼音乐厅的巨额酬金，如今该厅已经成为挑战好莱坞文化统治权的多元文化“阵地”。我们的时代是大型音乐厅的时代，但是，代价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都同意让-努维尔为巴黎建造了一座现代奇迹（即便后来赶工太厉害，建筑师不同意署名）。但问题是，去新爱乐大厅听一场音乐会是否能值回三百镑的高额票价？甚至于，人们是否需要一座新厅？巴黎政府做出这项决策是因为普莱耶尔厅的观众老化并且代表资产阶级。新爱乐厅旨在吸引市郊的年轻人，可是年轻人能买得起这么贵的票么？游客能找到它么？当年轻人在网上听音乐、不太在意音响效果的年代，花这么多钱造一座新音乐厅是否说得过去？特别是这些钱本可以花在社会稀缺的儿童医院或是养老院上。
慕尼黑就打消了造新厅的想法。但花上建新厅一半的价钱去重修老厅也是大错特错。伦敦就在过去二十年里花了两亿英镑不断小修、期望改善南岸中心和巴比肯音乐厅的音响和结构，结果收效甚微。慕尼黑已经没有退路，如果不收回成命、重新考虑建造新厅，就会面临在德国音乐峰会上被降级的危险。
所以说，伦敦的新厅决策真是难上加难。自1940年女王音乐厅被炸毁后，伦敦爱乐者就开始不断学习适应糟糕的音响，如今早已习以为常。不过拉特尔已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厅，他建议的地点目前是伦敦博物馆的所在，永远是交通堵塞的中心。这算不上什么好兆头，市中心的大块地方太稀罕了。
新厅造价可能会高达五亿英镑，高过巴黎、慕尼黑，而且岛国人民肯定会群起而攻之：凭什么伦敦要消耗那么多资源。下一个问题：巴比肯和南岸中心都是靠点滴积累的资助或津贴运营；伯明翰音乐厅造好后，没钱请人，伦敦很可能也会落入此等尴尬局面，辉煌的舞台上没有明星。
先把拉特尔的自我中心和伦敦的骄傲放一边。伦敦真的需要一座新音乐厅吗？音乐上看，的确需要。经济上看？似无必要。那么社会和政治上看呢？也许应该等到经济复苏了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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